美國有多種不同的機制，讓企業社群得以將他們的偏好加諸於政府當局。首先，它有巨大的遊說者網絡，可代表它們向政府表達其觀點。比如大型公司即設有專職部門，負責施壓政府官員照顧個別企業的利益。各個產業也備有眾多遊說人馬，為該產業公司的共同利益代言。另外還有橫跨多種產業的遊說團體，代表這些產業的全體企業，維護其利益。那麼，當這些企業是在海外營運，它們的共同利益為何？當然是開放市場、平順的運作環境、低廉的薪資和低稅率，以及能夠毫無阻礙地取得投資機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文件中，這些觀念頻繁成為其政策目標，會令人感到奇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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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企業社群長袖善舞，他們在國內事務上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靈活運用在外交事務上，即使沒有更加呼風喚雨，至少也是同樣淋漓盡致。一般民眾對於國內政策的興致較為強烈，因為它的影響立即而直接。由於國內政策處理的事務攸關一般家庭，有其直接影響，所以民眾也比較有可能了解國內政策。相反地，就以美國在海外的軍事任務來說吧，對大多數美國公民而言，那是既遙遠又間接的；若是由特種部隊或無人機在秘密計畫之下執行，那更是全然脫離社會大眾的視線。因此，相較於外交政策（它的影響往往是在遠方，不但間接而且難以釐清），若是國內政策和公民利益唱反調，民眾更有可能起而反對（因為他們對國內政策比較可能目有所見、心有所感，也能深入了解）。其結果就是：企業社群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可享有暢行無礙的場域供其操作，即使美國社會的其他各界有任何反對聲浪，也是微不足道的。

涉及外交政策的高知名度智庫中，有許多個是由企業資助的。接受企業資金的智庫大多數是由企業社群的人員指揮，這些智庫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言亦是反映企業社群的利益。

在企業控制下的智庫和倡議組織（advocacy organizations），會提供「專家」於媒體上評議外交政策事務；記者在報導外交政策時，亦會諮詢這些專家以獲得背景知識。社會大眾所感知到的意見如果是權威而且完全獨立的，最容易影響輿論風向。因此智庫專家所展現出來的專業人士姿態，不僅是具備專業知識，也要是公正無私的，藉此負責引導輿論的發展方向，迎合企業社群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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