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訓詁之學，詮釋前言，修明古訓，實為治學之必要工具，其功用約有二端：「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帝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鄰鄉；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此訓詁可通古今之用也。錢大昕云：「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詩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贊為知道之言。而其詩述仲山甫之德本於古訓是式。古訓者訓詁也。訓詁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訓詁之於人大矣哉！」此訓詁有功於人生之用也。中國文化歷五千餘年，其聖賢之遺言懿行，均保存於古籍之中，設非有訓詁而為工具，則對古人之書，勢必望文生義，甚或茫然不得其解，而其中義理自必不得其傳，影響之大為何如也！（中略）
 
至本著內容既偏重訓詁體繫，故對於詩中傳訓，不及盡稽其得失，一以條理體繫為依歸。如秦風終南，「有紀有堂」，傳：「紀基也。」依詩義應從王引之考證之「紀為杞」，「堂為棠」為確當，但取基紀同聲之訓，故不為辯正也。（後略）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鼉江陳應棠召培識於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