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版後記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2008 年中，我著手撰寫本書。當時金融體系還沒崩潰，但在我的腦中已是在劫難逃。勢必會發生某種崩盤。關注金融事務的人大半心裡有數，除非從事某一門相關專業的利益，讓某些人掩耳盜鈴。我本來想把這本書寫成理論為主的學術書，但正是這較為廣大的政治脈絡讓它脫胎換骨，成其大器。這本書有個嘗試：像我這樣能夠運用一些智識工具（譬如歷史、民族誌及理論）的人，有沒有可能影響公眾去辯論真正要緊的議題。

部分出於上述的理由，我也決定要寫一本厚重錯綜的、學究味的書，世人再也不寫的那種書。對於像我本人這樣的人類學者，這句話尤其痛切。人類學者披荊斬棘在學院中找到的生存之道，在我眼中向來有一種悲劇的反諷意味。至少有一世紀那麼久，人類學家三不五時就要扮演牛虻：每當哪個壯志凌雲的歐洲或美國理論家似乎對人類推動政治、經濟或家庭生活的組織方式作了宏大的概括時，人類學家總會跳出來，指出在薩摩亞、火地群島或蒲隆地，當地人恰恰反其道而行。然而也正是這個原因，唯有人類學家有立場作出確實經得起檢驗的廣泛概括。但事與願違，我們愈來愈覺得這種廣泛的概括透露出某種傲慢，堪稱是一種智識上的帝國主義，而這樣是不對的。

儘管如此我卻想到，時局所籲求的正是這樣一種宏大、多方比較的工夫。有兩個理由促使我這麼想。第一（也是最明顯的），如前所述，我們的集體想像經歷了一場實質的崩潰。這個時期的科技進展和全面陡增的社會複雜性，不但沒有拓展我們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可能性，甚至還消減了那些可能性；不但沒有解放眼界，甚至還阻斷了形形色色、具有遠見的政治。過去，人類曾經找出太多種不同方式安排政治與經濟生活；一部廣泛耙梳人類歷史、並加以整理的作品，必能予以揭示。而且，這樣耙梳過一回，也有助於開拓我們對未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