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建立這種框架，我們必須探索基於過程的探究哲學，並且樂於採用一些比較辯證的方法；在這些方法中，典型的笛卡兒式二分法（例如自然與文化之二分）化解為歷史與地理創造性破壞的單一流程。起初這或許顯得難以理解，但我們確實有可能認清一些關鍵的事件和過程，因此比較能夠推測如何在危險的海域航行，前往未知的陸地。當然，沒有什麼能保證這種框架能防止我們的船失事或因為無風而停下來；它也不一定能防止我們陷入流沙中，或因為屢遭挫折而沮喪到放棄努力。任何人想想當代中東各方糾結的關係和互動，便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本書貢獻的認知地圖提供了一些踏腳處和把手，有助我們調查各種亂局如何發生，或許還能幫助我們找到擺脫當前困境的方法。這是很大膽的話。但在目前這種艱難時期，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有勇氣和能夠堅守信念。此外，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我們肯定會犯錯。在這裡，學習意味著擴大和深化我們頭腦中的認知地圖。這些地圖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正迅速地改變，眼下改變的速度還愈來愈快。它們是我約四十多年來工作、思考和與人對話的結果，雖然不完整，但或許提供了一種基礎，有助我們建立對世界地理的批判理解（我們正是生活和存在於這種複雜的地理中）。
 
這引出了一些問題：我們的世界，未來將會是怎樣的？我們想住在一個有一億三千萬人的城市嗎？為了防止資本陷入危機而到處灌水泥，是合理的做法嗎？因為社會、環境、美學、人道和政治等等方面的原因，那個中國巨型城市的願景對我毫無吸引力。面對這種發展巨獸，致力維護個人或集體的價值、尊嚴和意義感，看來是注定失敗的，結果將是最深刻的異化。我無法想像會有很多人個人期待這種發展，而且會致力促進它或為它做計畫。不過，顯然有一些未來學家正在為這種烏托邦式願景煽風點火，也有足夠多的認真的新聞工作者真的相信了這種願景，會想報導這種計畫；此外，還有一些掌控過剩資本的金融業者已經做好準備，亟欲動用這些資本，實現這種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