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臺灣讀者的話
 
二○一三年，《繁花》出版的幾個月後，我父親去世了。
 
少年時代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爸爸是幹什麼的，我卻一直不清楚父親的過往，那是他遵守了經歷所配備的規矩，從不談自己的事。
 
我寫父親，開初是被他與馬希仁先生的信件所打動，他們是青年時代的朋友，卻直到垂垂老矣才互相透了點底，彼此訴說當年做了些什麼。如果沒那些信件，這些生動畫面也就被他們永遠帶走了，這些敘事，觸發我進一步整理相關的文字和線索，最終成為本書最重要的一個核心部分。
 
完全依照材料的多寡決定取捨，儘量以細節、信件和圖片說話，憑藉記憶的片語隻言，連綴接續，逐漸一一列出，如果缺失，也就是留白，前後都為當事人說的內容，哪怕前後並不完全符合，也保存下來，使這種敘事方式帶有明顯的不確定效果，每一位讀者都可根據各自的角度，產生某一種判斷，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想像空間。
 
有人問我，既然擁有這麼多材料，為什麼不寫成小說？我認為非虛構的方式，應該是更接近真實的一種意願，你有了一系列的真材實料，即使有所缺失，也會讓你有聚集更多材料的衝動，材料會刺激更多的材料，是非虛構的良性路線。而虛構，往往是另一類「大量填充」的路徑，比如納博科夫只是看到一則「豆腐乾」新聞，引動了他的早有的儲備和虛構狂熱，一部火車啟動，寫成《羅莉塔》。
 
記得一九九○年，我看到臺灣《光華畫報》報導，中國大陸第一個裝滿舊物的集裝箱到達了臺灣。當時大陸舊房子不值錢，一個徽派老屋被拆解，房樑、窗戶、門樓等等都不當回事，裝箱時因為構件尺寸各異，常常拳打腳踢塞進箱子，根本當它垃圾，讓我注意的是對岸臺灣深諳它的價值，碼頭上每個接船人都戴著白手套——前人留下的材料就這樣，你怎麼對待它，可以戴白手套迎接，也可以拳打腳踢，當它垃圾。
 
《回望》這段歷史，透過這些細節與圖像的組合，完成了這本具體落實於大陸江南的人生史、家庭史和心靈史，在這陌生的、似曾相識的環境裡，臺灣讀者將感受到這條曲折難忘的故事線，也會清晰發覺很多部分仍然是一片空白－－等於你打開了一個塵封的舊本子，看到了特別的內容，也發現它有缺頁的遺憾。
 
歷史，我們能走近和記取它的，不會是概括和解讀，而是某些難忘的形象與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