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河岸有許多前來尋找親人屍體的老弱婦孺，其中也包括了王添灯的母親和女兒。
 
老太太已經七十幾歲，自從聽到兒子有可能遇害的消息後，她就帶著孫女和女兒，哪邊有屍體就往哪邊跑。
 
在南港橋，他們在一堆眼睛被蒙上黑布，全身被脫光只剩內褲的屍堆中，一個一個翻開來找。在台北橋的淡水河岸上，有著被河水沖上岸的屍體，河面上也到處漂著。老太太和一旁的人一一翻開，這些變形、腫脹、泡水的屍體。
 
另一方面，王育霖的太太陳仙槎，和林茂生、陳炘、李瑞漢、李瑞峯、施江南等人的太太，有時去向官員陳情，有時則是去認屍。只要聽到第幾水門、南港或是哪裡有浮屍，背著孩子，半夜都去找丈夫。
 
倖存的他們尋找在動亂中失散的家人，有人是被抓走，而有人是一出家門就無辜被殺害，再也沒回到家。
 
這就是1947年3月的台灣日常。
 
〈歷史Column｜01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與原因，一般來說可歸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特殊化、政治壟斷與接收弊端、經濟統制與民生困苦，以及社會動盪與文化隔閡等四大個方面。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特殊化體制，為日後陳儀在接收台灣、治理台灣的權力來源，造成台灣人不僅未能從日本殖民統治脫身，反而陷入更為痛苦的集權統治，埋下日後事件的遠因。而行政長官由於擁有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監督之權，因此形成在台專權獨斷的權力，再加上兼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更形成軍政一元集權的特殊化，因此此體制頒布後許多台籍人士就大失所望。
 
當時9個重要處室的18位正副處長中，僅有教育處長宋斐如1人是台籍人士，17位縣市長中只有4位為台籍人士，且這些台籍人士多是從中國來台所謂的半山份子，其在台灣民眾心中，本土代表性不夠。在監察使楊亮功的調查報告中，1946年全台的公務員簡任官、簡任待遇者、薦任者外省人都占8成以上，委任以下及雇員則以本省人為多。而長官公署為掩飾這樣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則搪塞如台灣沒有政治人才、台灣人不懂國語文、不懂如何撰寫公文，台灣人受到奴化教育等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外，而留用大批日籍職員，形成接收過程中留用日人多於台人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