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早期的手術室裡，心包填塞卻是非常大條的事情，而這也是一八九三年夏季某個革命之日的驅動力：芝加哥勤儉醫院的外科醫師丹尼爾．黑爾．威廉斯（DanielHale Williams）在當時認為是史上第一次的開心手術中，引流了創傷造成的心包填塞。手術檯上的傷患是二十四歲的科尼胥，他在酒館裡的一場衝突中，被人拿刀刺進胸膛。一輛救護車把他載到醫院時，他正在大量出血。威廉斯在除了聽診器、別無其他診斷儀器的情況下（X光還要過兩年才會被發明出來）對他進行檢查。刀傷略偏胸骨左側，正好位於右心室上方。威廉斯原本以為只是表層刀傷，但隨著科尼胥開始出現嗜睡、無精打采和低血壓等心包填塞與休克的跡象，威廉斯知道自己必須採取行動。
 
在一八九三年的那個夏日前，極少有人嘗試對活人的心臟動手術。在當今這個以侵入性心臟治療居醫學尖端地位的時代看來，這件事雖然顯得難以理解，但心臟在二十世紀初始前，基本上是醫師的禁區。包括大腦在內，所有的主要人類器官，都已有醫師動過刀，心臟卻獨樹一格，受到比心包膜還要厚上許多的歷史與文化禁忌所保護。過去曾在動物身上施行過心臟外科手術；哈維本身則是早在一六五一年，就曾把導管插入一具人類大體的下腔靜脈，但在活人身上縫合這個跳動的器官，卻被視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所有臟器當中，只有心臟無法承受傷害。」亞里斯多德寫道，原因是當時相信，心臟受傷是不可能治好的。充滿血液的心臟一旦流血，就會流得非常快。心臟似乎無法與血流隔離開來，所以也無法進行仔細的縫補。
 
蓋倫也指出，競技場鬥士的心臟一旦受傷，必死無疑。「心臟的腔室一旦遭到刺穿，他們就會當場死亡，主要是因為失血過多；如果是左心室受傷，會死得更快。」因此，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對於導致積液與心包填塞的心臟損傷所指定的治療方法，仍是徹底靜止不動和利用水蛭吸血。不意外，超過九○％的病患都不免死亡。面對這麼高的死亡率，著名的維也納教授暨外科醫師畢羅氏在一八七五年寫道：「在我看來，心包（引流）這種手術，非常近似於某些外科醫師所謂的濫行手術與瘋狂行徑之類的干預手段。」但他接著指出：「未來的世代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