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那是我第一次親臨屠殺現場。時至今日，頭骨已全數整齊堆疊在架上，但是我初次撞見它們時，可不是這般景況。頭顱還連在身體上，大多僅存骨架，數量龐大、正在腐壞的人類屍體就這麼成堆置於盧安達的磚造小教堂裡。一九九四年的大屠殺發生之後，聯合國即刻派遣了一小隊「特別調查團」到盧安達，身為調查團的指揮官，我收到一份列出一百處亂葬崗和屠殺現場的清單。在大約十週的時間內，這個貧窮多山的國家有近一百萬人遭到殘殺──多數人死在寬刃砍刀下。我步出軍用運輸機，加入由各國人馬組成的小規模團隊，成員皆是犯罪調查員和檢察官，在種族屠殺後不出數週便在盧安達首都集合。整個國家瀰漫著一種災後的怪異空曠感。直到步出機場、坐上廂型車，我才發覺自己並未通過護照查驗站和海關就入境盧安達，因為機場裡沒有入關查驗處，也沒有海關。在我們潛意識裡代表著秩序及文明──還有安全──的象徵，經過一場肆無忌憚、全面席捲的種族屠殺之戰後，徹底消失無蹤。這讓人相當不安。
 
初期那段日子裡，我的任務是協助聯合國的專家委員會大略估算出數字，並且蒐集指控種族屠殺指使者主腦的證據。（設立國際法庭至少得等上超過一年。）然而，面對成千上萬的兇手，我們該從哪裡著手？
 
最終我們先從基佳利（Kigali）[1]南邊的小鎮納塔拉馬（Ntarama）起步，在小小的教堂建物裡，所有屍體都維持著兇手離開前的樣子──散落在牆與牆之間，堆得與膝齊高，衣物腐爛，周圍還有冀求活過這場圍攻的赤貧人民的所有物。
 
然而他們未能倖存。
 
有四位西班牙鑑識專家與我合作，在遺體間仔細翻找，挖出每一顆頭顱做簡單的計數：「女人，砍刀。女人，砍刀。孩童，砍刀。女人，砍刀。孩童，砍刀。孩童，鈍傷。男人，砍刀。女人，砍刀……」就這樣連續記上數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