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這種方式定義我們的基本大法，過程高潮迭起，論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更是無與倫比。這齣好戲自一七九一年拉開序幕，至今方興未艾，是一則說不盡的故事。增修條文第一條向法官與我們一般人拋出許多艱難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社會不受管控到什麼程度？自由與秩序之間的界線該如何畫定？「不得制訂法律」剝奪言論與新聞自由的要求，真的是絕對的嗎？在本書中，我將從法律與社會的角度探索增修條文第一條的意義，這幾個問題也會在我將討論的問題之中。
 
在一個以法律為本的政治體系裡，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故事顯示了法官的角色有多麼關鍵。如同詹姆士‧麥迪遜與其他制憲諸賢所言，在共和體制之中，選民擁有至上的主權。不過，我們不能寄望一時的政治多數來闡述憲法的根本價值，尤其當這些多數人的切身利益與這些價值衝突時，更不可仰仗──以史為鑑，這種衝突確實不時發生。法官的任期長，又有職責在身，必須有超越須臾黨派之爭的遠見，所以處於為更深刻之價值發聲的最佳位置。
 
這也是美國經驗教我們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政府治理架構中賦予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顯要地位，是美國獨有的作法。在過去，不曾有其他民主社會的憲法是由法官來執行。英國與其帝國境內奉行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準則，議會的決定（無論多麼歧視與不公）就是法律。不過二十世紀的暴政引發了變革。
 
在一九九八年的一場演說中，時任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的阿倫‧巴拉克（Aharon Barak）解釋了這種改變。他說，民眾在過去認為，對基本價值的尊重「可以仰賴大多數人的自我約束來保障」，但納粹帶來的教訓是，一定要「對多數的權力予以正式限制。過去我們認為『不應該做』的事，應該被正式明訂為『法律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