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街116巷的三輪車和電話

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標，它就在那兒──
有三輪車行經一人高的郵筒和鐵框玻璃電話亭的那個年代是其中之一。

三輪車要到1960年九月才會逐漸消失在台北街頭。三輪車伕報繳了車，可以領三千塊錢現金。最早一批車的解體儀式公開盛大，一百輛三輪兒堆擠在中山堂前的廣場上，居然也有一種壯大的聲勢。接著，你聽到不知何處一聲令下，公開拆毀。外縣市拆三輪兒的工作似乎推宕得很晚，一直到八十年代，透露著那種無聲無息便再也看不見的況味。而我印象中最後一次乘坐三輪車是四歲鬧肺炎的時候。

那時我住的國防部復華新村在遼寧街116巷，距離每天早晚要到街口去打針的松本西藥房，了不起兩、三百步的距離。可那是一個颱風天，天上潑大水。慢說是走，用我媽的話說：雨大得都看不見鼻頭了。可偏偏這時門外來了一輛三輪兒，車伕原本大約也沒有料到可以做成生意，騎過家門口的時候一按鈴，我媽就衝出去，叫住那車。從此說好了：只要是下大雨，這車一早一晚地就來門口接我去打針。我那場肺炎起碼鬧了一個月，早早晚晚打消炎針的日子還真碰上不只一個颱風，到後來和那車伕都熟了起來。大風大雨之中，上車才要坐定，就聽見他隔著油布車蓬問道：「太太啊！孩子好些了嗎？」

那車伕姓郭，後來我才知道：他和咱村辦公室的工友老孟是一對不知怎麼樣交好的朋友，倆人都是大清朝年間出生的四川老鄉，經常在遼寧街靠近12路公車起站的小麵館門口的長凳上喝太白酒，一面看瘸子老闆在大鋁盆裡刷碗。彷彿那樣刷碗是個下酒的娛樂節目似的。老孟喝著酒，還會在作廢的日曆紙背面塗塗畫畫，在咱們村口上開著雜貨鋪的村幹事徐伯伯看見了，總會咧起嘴笑著說：「老孟，認字兒啦？」

至於瘸子麵館，據說是方圓多少里以內最便宜的麵食鋪子，牛肉麵五塊錢、排骨麵五塊錢，當時我都還沒吃上。我爸說：咱們吃不起，俺一個月的薪水湊足了讓全家吃八十碗，別的幹甚麼都不能再花錢了，沒有了，光蛋了。這是我爸的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