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這些過程的探索奠基在基隆的社會歷史，該地的特殊位置讓我們得以洞察臺灣人民族的起源。侯孝賢的電影使我在研究早期就注意到這個城市，也很快發現它是重大歷史變遷的現場。本章開頭的四段引文中，第一段是英國商人陶德的評價，其可能在當時具有某些正確性，不過接續三段則確實反映出臺灣和居民後來發生的物質及精神轉變。研究過程中，我也發現不同凡響的都市化證據，顯示出基隆這個與區域和全球商業網絡都沒有什麼連結的小型通商口岸，何以竟成為全島的第三大城和最大港口。這個過程中有三個政權—滿清、日本帝國和國民黨政府—都對基隆優先發展（僅次於臺北），而基隆也成為1945年之前日本人在臺灣最集中居住的地區之一，以及1945年之後中國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這些事實帶來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互動，有助於建構認同和形成民族。從至少1860年代之後幾十年—不論是日本統治下或國民黨統治早期—基隆都是進入臺灣的主要據點，也像許多港口城市一樣，是「變化的節點」（nodal point of change），有許多交換在此發生，為一個城市和腹地帶來社會、經濟和文化的轉型。也有其他地方（像是高雄和臺中）和基隆一樣，有著快速的城市發展；臺北享有行政中心的榮耀；臺南擁有悠久得多的定居史，也是文化的樞紐，這幾座城市都足以作為研究對象。不過在此時代，臺灣的政府和居民都有意識地把基隆視為臺灣其他地方的模型，那裡發生的事不僅反映，也影響更大範圍的全島發展。高雄可能早在數十年前就成為一個更大的貿易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基隆在臺灣城市中的排名其實也下降了。不過1880年代到1950年代之間，基隆卻是由在地行動者創造出臺灣人族群認同的主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