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臺灣的殖民過往建立民族理論
 
構成現代世界的過程大部分都被描述成民族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切民族都在朝向民族國家這個社會政治目標前進，國族認同也被視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目前對於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或是國家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反敘述（counternarrative），當然有助於我們將民族國家去中心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二十年前呼籲我們把民族國家視為必爭之地，安朵涅特．伯頓（Antoinette Burton）和其他「新帝國史」的研究者，則動搖了國家的優先地位。但它還是繼續主宰著我們的史學。歷史學家也會探索其他故事—環境、遷徙、性別、商業、奴隸、世界區域的歷史—但其中仍有許多依附著主權民族國家。況且，即使國家之外的行為者在二十一世紀已扮演重要和顛覆性的角色，也沒有跡象顯示民族國家會從人類歷史消失。身為這些歷史與史學現實之代表的學者，花了許多精力為民族國家建立理論—包括它的起源，及其如何進入並控制市民的生活、思想和身體。研究民族國家如何形成的學者會特別注意領域性（territoriality）的概念，即其對疆界內空間的主權，以及排他的疆界對於建立人民、國家與空間三者，看似牢不可破的連結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這些學者一方面提出國家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連結，另一方面也提出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連結。有一派認為民族是建構國族主義的要素，另一種觀點則指出民族反而成為障礙，會被邁向近代國族的驅力輾壓和抹滅。這兩種觀點都接受國族主義是近代構成，不過民族認同則與前現代連結，或者是完全反現代的，或只在揉合國族意識時才具有現代性。相反地，韋伯（Max Weber）很久之前就提出民族具有近代的根源，克利福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也認為民族結構為近代過程提供明確證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將民族構造和近代殖民帝國的建立連結在一起，其對於本書甚有助益。但在民族國家的文獻中，民族認同還是被視為非現代的，或只有用族群國族主義的形式才具有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