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我常跟學生們開玩笑說，出版一本書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你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先入之見去完成這本書；第二階段是你試著用所蒐集到的史料修正你錯誤的假設；最後階段是你最終發現，其實最困難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將論點清楚地呈現給讀者。在完成本書的英文版之後，我認為已經滿足了我對於戰犯審判的好奇心。但是幾年過去後，我卻發現有許多地方依然需要進一步探討，於是重新思考了這個故事應該如何敘述。我想中文讀者將會理解這個故事不僅僅與二戰有關，而是始於日本帝國在東亞的初登場。
 
從清國到國民黨政府──國恥的傳承
 
當我們在思考東亞史時，應該從其內部的脈絡著眼，而非如過往般抱持以美國為中心的史觀，這儼然已經成為基本常識。同時，我們也必須關注跨國的視角，因為如果僅著重於特定國家的「國內史」，勢必會孤芳自賞，難顯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而我也秉持著這樣的觀點去檢視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與東亞的反應，並重新省思戰後東亞在不同時空之下的歷史發展。翻開日本近代史，戰後的敘事只是簡短地集中在戰爭的結束，但對於曾經遭受過日本統治的中國人、臺灣人以及韓國人而言，他們需要精確地了解帝國所涉及的過去。嚴格來說，東西兩方對於歷史意識的認識有著巨大的鴻溝。在西方，日本帝國的記憶已經遭到遺忘，但這個記憶卻轉移至接替的中國政府──這意味著中國的政權雖然更迭頻繁，但是公眾記憶卻延續著，即便中國政府不斷宣稱他們正在屏棄過去。我是讀完鍾漢波的回憶錄之後，進一步思索起這類問題。他在戰後以駐日代表團參謀的身分前往日本協助占領事宜，在回憶錄的前言中寫道，中國能夠以四強之姿占領日本確實是「一掃百年來的國恥與凌辱」。當我首次看到這個故事時不禁感到疑惑，在深入研究後發現，二戰的結束對東亞戰區有著全然不同的重要性，而故事的重點也非僅限於日本在戰時所犯下的暴行。其中的利害關係就是東亞國家之間長期的競爭，這一切皆早於西方所論述的二戰。我逐漸意識到，鍾漢波這種希望中國在戰後顯得比日本更突出的渴望，其實可以追溯到二戰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