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銘當記者十多年，坦言「沒想過會這麼有切身之痛」，當年入行只是認為弱勢群體需要記者，並沒有想到要為自己維權。這十多年來，卻讓郭銘看到政權及社會愈來愈不公義，「我由民生新聞做起，發現掌控的人是當權者，他們沒誘因要達至公平社會，後來愈接觸政治新聞，愈覺得沒出路。」
 
記者的天職是追求真相，為人民發聲，可是記者現在卻要為這行業吶喊，為自己維權。郭銘說，一浪接一浪的壓迫，並非無跡可尋，第一波是警方在反送中示威集會現場針對傳媒，「見到你是《蘋果》記者就說你阻差辦工。」第二波，則是有關警暴、反送中的報導刺激到政權神經，「他搬了條法律紅線出來，（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前編導）蔡玉玲就是例子，查冊都會告，這樣他怎麼會不告我？」第三波，政權再以《國安法》來打壓異己，「報導初選，他一樣可以說你有份策劃組織（顛覆政權）。」
 
記者的自我保護
 
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都會評估一百八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狀況，香港於二○二○及二○二一年均排名八十，亦是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排名。事實上，自反送中運動開始，警方多次去信《蘋果日報》，對報導以至遣詞用字指手劃腳、說三道四；近期更稱一些報導為「假新聞」，又多次提及支持就規管「假新聞」立法，北京及港府亦提出香港媒體要「撥亂反正」云云。
 
在這低氣壓下，「自我審查」無可避免變得合理。
 
「自我審查，當然是有啦。這個自我審查還不是我上司Instruct我，而是我主動問上司。例如宣揚投空白票是犯法，那我們可不可以變陣，去探討不投空白票的選舉意義是什麼；又例如有些相片是有所謂違反《國安法》的口號、標語，我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些相片去表達某個角度？」以往，記者承認會自我審查是行業忌諱，深怕會影響公信力，郭銘今次則認為，記者在報導上並沒有作假，只是也要避免不必要地跌入《國安法》陷阱，結果不得不如履薄冰、步步為營。「我們的工作不是首先去挑戰條紅線，出了什麼事，封了壹傳媒，還可以拘捕你，還押不給你保釋。就算有些人鬧 （自我審查），我都沒輕易動搖，大家明白這個時勢不要輕易送頭，這些事不是外面的人去承受，而這些事是早已經發生、是真實⋯⋯我從來沒想過做記者要考慮安全，但如果這個時間還不想就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