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唱文藝自唐代蓬勃發展，到了宋代更是蔚為大觀，已經為戲劇文學的產生作好了種種準備。 講唱和戲劇之間，本來也就只有一步之遙。在語言上，只要把說唱者的敘事體轉變為劇中人的代言體；在表演上，只要把一人或幾人坐唱（或者站唱）改為數人分演不同的人物，講唱就會立即質變為戲劇。歷史上，不少戲曲劇目的本事源自講唱。
 
前文曾提及雜劇《目連救母》的故事源於變文。《目連救母》變文早在宋代以前就已流行，而《目連救母》雜劇出現在宋代，這絕非出於偶然。今人雖無法知道《目連救母》雜劇的具體詳細的內容，不過從相關文獻記載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一些相關資訊：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耍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
 
《目連救母》雜劇能夠連續演上七八天，可見它的情節和人物相當充實豐富；而「觀者增倍」，則說明該劇具有非常強的吸引力。
 
又如，南宋時期，南戲的重要作品《趙貞女》演唱趙貞女和蔡二郎的故事：
 
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實首之……
 
《趙貞女蔡二郎》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  
 
而當時南方的講唱也在傳唱相同的故事。對此，南宋詩人陸游在他的詩中曾有描述：「夕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再一次印證了當年戲曲與講唱之間的血緣關係。
 
綜上所述，在佛教這一異質文化的影響之下，中國中古文學藝術的面目為之一變，變得豐富多彩、神奇絢麗，一派新的氣象。佛教的傳播，直接刺激了講唱藝術的繁盛。新興的講唱文學一旦和久遠的演劇傳統相結合，戲劇文學便應運而生，同時這也反轉過來促使演劇活動脫離原本相對簡單原始的狀態，達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從而標誌著中國戲曲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