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與生命政治的重大歷史轉折

根據傅柯的考究，十八世紀末是現代醫學和生命政治的重大轉折點。簡單來說，醫院和醫療設施的建置有助於更全面地監控整體人口和個人的健康狀況。然而，「人口」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政治和醫學概念，它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伴隨著統計學和病理解剖學的成形；病理解剖學甚至主宰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一般醫學和精神醫學。拜解剖病理學之賜，醫生更不需要關心病人說了什麼，因為他自認可以透過解剖學瞭解瘋狂的真相。醫生運用精神醫學知識在瘋狂和非瘋狂、真實和偽裝之間做出決斷，以便規訓、壓制瘋人。換言之，精神醫學權力既賦予瘋狂真實性，又壓制瘋狂的症狀。

傅柯在《精神醫學權力》提到的一八三八年《精神病患強制就醫法》有助於我們定位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歷史轉折，畢竟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發展都與法律規範緊密相關。依據一八三八年的新法條，精神病患可由家庭成員通報，經地方政府與醫療機構共同認定為瘋狂，採取監禁措施，毋須經由司法程序處理包括財產的法定權利如何轉移的問題。這種形同正式逮捕的監禁措施遠比冗長繁瑣的司法程序有效率，也顯示出瘋癲者對社會和家庭的安全、權利和財富所構成的威脅被視為社會公敵。國家權力—如傅柯指出，嚴格來說是「技術性國家權力」（technical-state power）—有了新的運作型態，它介入了家庭結構，吸收了傳統大家庭的權力，或將家庭分化成較小的單位，強化了自身的結構。當然，傅柯在這裡談的精神權力與家庭權力結構的分離，也就是監禁，少不了醫學作為其合理化的基礎。監禁措施表示病人與外在世界的隔絕。在治療過程中，病人和家庭成員的接觸被認為對療效有害，家庭的成長經驗甚至被視為病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