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自〈遲到的花圈和挽聯〉

年8月，中國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

全國人民還沒有高興幾天，國共內戰烽煙又起，四年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最後去了臺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所有與國民黨軍隊有過關聯的人都成了“階級敵人”、“歷史的罪人”，遭受無端的政治迫害，或身陷囹圄、發配勞役、或生活困頓，或面對家人的冷漠與隔閡。當年那些為保家衛國，抗擊日寇而犧牲的烈士無人問津，甚至連他們的墳墓都被搗毀。

紅衛兵到祖父家抄家時翻到二叔的遺物，見上面印有“青天白日”國民黨旗圖案，立刻成了“滔天罪行”，白髮蒼蒼的老人被拉出門帶著高帽子在胡同裡跪地批鬥，所有古書字畫當眾焚燒……

“士可殺，不可辱”，一生正直為人清廉的爺爺不堪淩辱，當夜懸樑自盡。掛在我奶奶臥室裡那張二叔英俊的戎裝照從此不知了去向。

我父親畢業于燕京大學西語系，英語流利，抗戰期間在昆明為駐紮在巫家壩機場的美軍“飛虎隊”協調飛機及裝備到“中央機器廠”維修事宜。文革期間，父親也被扣上“美蔣大特務大間諜”罪名，批鬥、抄家、毒打、縮減住房、被迫在里弄裡打掃衛生，還被專政隊隊員按著頭向“偉大領袖”下跪請罪……

那個年代，誰還敢再提二叔的名字？但在我們全家人的心中，他仍是個英雄！

二叔埋葬在哪裡？飛機失事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多年來，這些問題一直在我們心中徘徊。不幸的是，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與世界天地兩隔，我們無法獲得有關二叔的任何資訊。

文革期間有很多年我沒敢叫父親，當他終於被“平反”，我竟然不知道怎麼張口叫“爸爸”了。沒過多久，他被發現患了癌症，可還是抱病去安徽宿遷縣教英語。每次回上海，他把工資藏在麻袋裡帶回來，說是給我出國留學買機票用。

我研究生畢業那年，已是癌症末期的父親，拖著虛弱的身體來參加我和先生張勤簡樸的婚禮。

經歷了文革重重磨難，與癌症搏鬥八年的父親終於倒下了。臨終前，他把我叫到床邊，坦然地把“志願遺體捐獻”申請書交給我，囑咐送到醫學院，以便對淋巴癌做進一步研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