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他最大啟蒙的是碩二時，剛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司徒達賢開的「企業政策」這門課，他指出，企業政策比較高層次，不是從功能性去講管理，而是講商業策略與公司定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 他都聽不懂；他舉例，當時個案教學有一個個案談 《花花公子》（Playboy）這本雜誌面臨的管理問題，但是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大家根本沒有聽過《花花公子》，更不了解《花花公子》的客戶群、它的客戶群可能面臨怎樣的轉變，或是有哪些競爭對手可能取代它。雖然讀得很辛苦，但是經過一年學習，逐漸有些東西沉澱在腦海裡，他才領悟，原來司徒達賢教的企業政策是商學院的精髓。
 
邏輯思考力

宋學仁說，上了司徒老師的課之後，他不再把自己當工匠思考，而是企業的經營者，因為司徒達賢常要他們think like a business man。後來他到哈佛商學院念書才體會到，原來哈佛商學院從頭到尾都在教學生，如何從企業政策角度去思考，不同型態的環境下，應該有不同的組織架構與產品，也告訴大家管理沒有定律，因為沒有一件事 是一成不變。此外，哈佛更要求學生每天要念三個個案，每個個案長達四、五十頁，也是司徒當年個案教學種下的種子，讓他習以為常。宋學仁也是司徒達賢第一個收的入門弟子，因為他是第一個請司徒達賢擔任論文指導教授的學生；他感慨的說，念哈佛之後，以及進入業界做事，就更能體會司徒老師教學；「假設你是一個武功大師，要是還受限於少林派，或是武當派，永遠都不會成為大師；能夠融會貫通，發乎自然才是功夫大師，真正厲害的人不會拘泥任何東西，所以可以了解在什麼情況下做什麼事情。」

還有一項讓他終身受用的事，當時政大企研所有一門課，邀請企業老闆來講課，與學生座談一整個下午，包括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等人在內，讓學生感受到將來做CEO應該具備的條件。他記得，當時許士軍所長邀請當時台灣最大外商，飛利浦（Philips）的總經理來跟學生座談，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這位總經理告訴大家，他有一個習慣，每一 個月一定要有一天空下來，去思考未來要做的事，站在高處去看未來。當時司徒老師特別強調：「你們一定要記得這一點，這一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