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康乾盛世與小說的變遷
 
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收復臺灣，朝廷理國重心從軍事轉移到修齊治平。農業、手工業在幾十年恢復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發展。據《清實錄》，全國耕地面積，雍正初已達八億九千萬畝，超過明朝的最高數值；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會計天下民數」，達到一億四千萬之巨。城市的數量和規模也都創造了空前的記錄。文化方面，大力宣導程朱理學，獎掖所謂理學名臣。《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總目》等編纂告成，是其文化方面的巨大成果。這一百多年，史稱「康乾盛世」。

這一時期，朝廷推崇朱熹，將他對「四書五經」的詮釋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推崇朱熹，卻又閹割朱熹「以天下為己任」的行道精神，禁止士人結社和議論朝政，在拔擢理學名臣之時，接二連三地製造文字獄。朝廷文化政策之核心，就是禁錮天下人的頭腦，以維持自家的統治。這種政治文化專制之下，詩文創作的主流風格是醇雅，講求含蓄蘊藉、溫柔敦厚，凡與盛世氣象不相合，有「怨望譏訕」傾向的文詞，不止遭到責難，且有陷入文字獄而家破人亡的危險。肅殺之風，籠罩於士林。
 
第一節 文字獄對小說的禁錮
 
清初四十年曾發生慘絕人寰的《明史》案，但波及小說者甚微。儘管《續金瓶梅》和《無聲戲二集》也曾被刑事追究，可是作者丁耀亢逃過一劫，李漁安然無恙。蒲松齡在他的《聊齋志異》中毫不遮掩地描寫清軍的暴行，並直言不諱地談論文字獄，代表當時的小說基本上還在統治者監視的範圍之外。

康熙二十三年（西元一六八四年）以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理學家和朝廷重臣高揚道學的旗幟，主張嚴禁「淫詞小說」。康熙二十五年（西元一六八六年）江寧巡撫湯斌有，〈嚴禁私刻淫邪小說戲文告諭〉，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有刑科給事中劉楷請除小說淫書的奏疏，至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遂立法禁止「小說淫詞」。這是歷史上首次將禁毀小說淫詞法律化。爾後，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一再重申此禁。何謂「小說淫詞」，朝廷並未給出一個定義，實際操作完全是主觀認定，各級官員在實施中寧願將它擴大化，以致影響到一般的小說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