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不厭其詳地挑出詩中句子，斷章取義，在個別字句刻意引申，強作解釋，從而定下其大逆之罪。從文字中索隱以羅織罪名，這種無中生有的方法，使天下握筆寫作的人無不提心吊膽。龔自珍詩曰：「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就反映該時代的文人心態。
 
第二節 時事政治小說和志人小說的沉寂
 
清初時事政治小說，現知最晚的一部是《樵史通俗演義》，成書在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或稍後。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發生的《明史》案，受牽連者約七百家，被戮者不止一千人。編撰野史、時事成為一大禁忌。康熙三年（西元一六六四年）《續金瓶梅》被立案查處，小說有諷喻清朝之嫌，作者亦有被處死的可能。時事政治小說創作之熱度，很快便冷卻下來。

清代前期的時事政治，今存唯一的一部是《臺灣外志》。此書三十卷，以章回小說的體例，敘述自天啟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鄭芝龍海盜發跡，到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鄭克塽降清，前後六十三年的歷史。此書作者江日升，字東旭，福建珠浦人。其父江美鼇曾是鄭氏部屬，跟隨鄭氏征戰多年，於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歸附清朝。江日升撰寫此書，主要得自其父「口授耳傳」以及某些當事人的回憶。江日升〈自序〉署時為康熙四十三年（西元一七〇四年），成書應當不晚於此年。

有《明史》案之前車，江日升何以敢於撰寫這部野史？《臺灣外志》「凡例」曾有所說明。「鄭氏未奉正朔，事在化外，臺灣未入版圖，地屬荒外」，是為「外」志。又援引康熙帝命修《明史》，應「直書實事」和「從公論斷」的旨意，即「凡例」所謂「無避興朝忌諱，誅犯順不屈之人，存盡忠亡國之事」的聖世公論。再者，此書效《列國志》、《三國志演義》「體義」，跡近小說，而非真正意義的史籍。更重要的是，此書記臺灣開闢及收入版圖，頌揚康熙皇帝神功聖烈的宗旨十分鮮明，其間敘及忠臣義士、節婦烈女，亦在宣揚名教，於風化大有裨益。故而此書竟成為清朝前期時事政治小說之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