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一個月前，丹麥被德國占領之後，維果．F相當害怕，他認為德國人會逮捕他，因為他曾經在《社會民主報》（Social-Demokraten）的專欄撰寫有關集中營的文章。我們經常討論這個可能性。傍晚，他那群跟他同樣驚慌的朋友過來，他們心裡多少有點類似的擔憂。但是目前看起來他們好像忘了這回事，因為什麼事都沒發生。我每天都在擔心他會問我是否已經讀了他新小說的初稿，他打算將初稿投給金谷出版社（Gyldendal）。初稿就擱在他的書桌上，我曾試著閱讀，但是那實在是太無趣、太冗長了，句子結構都非常拗口以及充滿錯誤，我覺得自己應該沒辦法讀完。這件事導致我們之間的氣氛更緊張，我不喜歡他的作品。雖然我從未大聲說出來，但是我也從來沒有給予他任何好評。我只說，我對文學懂得不多。
 
儘管我們的傍晚是如此悲哀單調，也勝過那些和名流們耗在一起的傍晚。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總是被羞澀感和尷尬所籠罩。我的嘴裡彷彿塞滿木屑，無法迅速回應他們所有歡快的話語。他們談論著彼此的畫作、展覽以及出版的書，並高聲朗誦他們新寫的詩。對我來說，寫作就像童年時做過的一些祕密的、被禁止的事，是一件充滿羞恥，必須躲到角落、在沒人看見時才做的事。他們問我近來在寫些什麼，我回答說：沒有。維果．F替我解圍。他說，「她最近在專心閱讀。一定要非常大量地閱讀，之後才能書寫散文，這會是下一步。」他談起我的模樣彷彿我的人並不在現場，而當我們終於可以離開，我才高興了起來。和名流們在一起的時候，維果．F完全是另一個人，他開朗、自信、機智，就像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