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俄皇震怒說為例，繼續我們的歷史討論，如果俄皇尼古拉不熱躁暴怒，可能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凡爾賽條約中，處理誰來承繼德國在華利益的山東問題，沒有山東問題，也不會有五四學生的愛國運動。又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德國政府的特務也不會在戰爭末期，偷偷地把流亡在歐洲的列寧走私運回俄國，就不會有布爾雪維克的十月革命，就不會有「共產國際」，也不會有鮑羅廷和《蘇俄在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也不會審視時勢，想趕上世界潮流而接受革命先進國家的經驗和奧援來國共合作。俄國人穿列寧裝，我們穿中山裝，軍營中他們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他們有赤卡（Cheka），我們有軍統；他們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這一切好像我們已趕上世界最新的潮流，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愉悅地說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千古名言！
 
因此，假若俄皇尼古拉不暴怒，中國現代歷史會不會不一樣？是好是壞？是福是禍？
 
本文想表達倒不是歷史的虛無論，而是歷史的偶然論。歷史都有偶然和任意的成分，在天平任一方加上一絲稻草，天平就會傾斜。說過去發生一定是唯一的、必然的、是偉大的、恥辱的，都是缺乏想像能力的結果。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軍事家估算希特勒若多兩年的準備，戰爭的結果就很難預料。德國V-2飛彈早一年上場，諾曼地登陸是幾乎不可能。發現原子核會分裂是德國的物理學家，而且德國也有與愛因斯坦同等級的偉大物理學家海森柏格（W. Heisenberg）。海氏在政治上有法西斯的傾向，卻沒有向德國當局進言發展核子武器，這些事例當時一定被視為不是那麼重要，但若偶然地被發現受到重視，及早執行，對歷史結果的衝擊是很難估算。
 
我們可再以西安事變作為另一事例，假若沒有西安事變，或是即使有西安事變，但假如史達林不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對日本抗戰而消滅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威脅，而不全力相救，蔣委員長可能就被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公審而處決，那麼中國的現代史又要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