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題材的取捨，多少與個人興趣與喜好有關，但我們必須承認，有關紛亂之世的歷史研究，就出版數量的統計來說，的確較得作者與讀者的青睞。這種閱讀與研究傾向，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但我們卻要留意，即便在所謂的「聖明極盛之世」，亦不代表英雄人物會比衰亂之世少，而在貌似國泰民安之時，也非等同無事可記、沒有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變易。我的推論很簡單，要維持一個國家的安穩，並不一定較在亂世中突圍而出容易；所以李世民（五九八－六四九）會有「創業難，守業更難」的感慨。而以「長十八世紀」的康、雍、乾時代為例，我們一向習慣稱之為「康乾盛世」，但要撐持這個盛世，除了憑藉君主的雄才偉略、知人善任之外，在上者也要仰賴一群股肱名臣的盡心戮力。康雍年間的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馬齊（一六五二－一七三九）、藍廷珍（一六四四－一七三○）、田文鏡（一六六二－一七三三）、李衛（一六八八－一七三八）、岳鍾琪（一六八八－一七五四）等人，便是力竭所能，扶匡國家社稷的表表例子。如果沒有他們的鞠躬盡瘁，這個「輝煌盛世」是無法傲然挺立的。
 
當然，稍有關注清史研究的朋友也應該知道，近年來已有不少專家學者陸續指出，「康乾盛世」基本上是虛有其表、名不副實。嚴格來說，自康熙五十年之後，清廷的隱憂已經逐漸浮現：朋黨相爭、貧富不均、人口壓力、農耕失收等問題接踵而來，若非雍正皇帝推行新政、改革流弊，乾隆早期的政經格局，基本上也是難以維持。但可惜的是，即便經歷了雍正年間的勵精圖治，在步入乾隆中葉之後，由於邊疆戰事連連、人口爆炸、田產不勝負荷，再加上和珅（一七五○－一七九九）集團的變本加厲，十八世紀後期的滿清王朝實際上是民力凋敝、官吏驕橫、外強中乾、千瘡百孔。易言之，所謂歌舞昇平、文恬武嬉的浮華盛世，亦只不過是一個過甚其詞的虛幻「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