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始於覺察，對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之覺察；智慧隨著我們對內在的「我」與外部世界的固有張力的覺察增強而加深。
 
《紐約時報雜誌》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智慧相關研究的文章時，我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篇文章在那期雜誌封面上的標題是：「科學能告訴我們誰會變得更有智慧嗎？」一如我很快發現，我們不缺智慧的定義，也不缺對這些定義的爭論；在一九九○年出版、書名為《智慧：其本質、起源和發展》（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的學術文集中，十三章分別由多位知名心理學家撰寫，每位提出他們對智慧的不同定義。正如羅伯．史登堡（Robert J. Sternberg）簡要地指出：「充分和正確理解智慧所需要的智慧，可能超出我們任何一個人所擁有的。」
 
但思考智慧使我們更接近智慧本身。每次我遇到智慧的新定義，或心理學文獻中的相關論點，我都發現我會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的各種決定、我的價值觀、我的缺點，以及我面對實務和道德難題時所作的抉擇。如果有心理學家認為情感上不偏不倚是智慧的一個構成要素，我會停下來思考自己的情感行為，例如什麼東西使我情緒激動？當我不得不處理與專業同事之間令人沮喪的情況或我的孩子在不方便的時候提出情感索求時，我作了怎樣的決定──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語氣和肢體語言如何？如果有人認為憐憫是智慧的核心要素，我會被迫思考自身行為的局限和不一致。我閱讀巴爾特斯的著作時，發現他認為處理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是現代智慧的一個核心面向，此時我意識到，面對模糊和不確定的情況往往是我們生活中最大壓力和最困難的事。（這種自我覺察使我想起我以前寫健康醫療相關文章時對疾病的著迷，但這比較像一種哲學形式的疑病症，沒那麼可怕，而且啟發性大得多。）我意識到，每一個新問題都使我不知不覺地展開即興的心理鍛鍊，投入一種非正式的自我覺察健身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