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比較深入探索關於智慧的文獻，我發現自己每次遇到問題或困境時，都會一再對自己默念這問題：現在最有智慧的做法是什麼？我不會說我行事有智慧──正如巴爾特斯和許多人指出，智慧主要是一種理想的願望，而不是我們常有的一種精神狀態或行為模式。但是，光是以這種方式形塑決策，就足以在知性上和情感上令人振奮。為《紐約時報雜誌》撰稿的那次經驗使我發現，一旦你面對智慧的定義，無論那定義是多麼初步、試驗性、有爭議或不恰當，你都不得不透過你自己的歷史和經驗的稜鏡來看這個定義。這也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頭腦裡都有個智慧的操作性定義（working definition），但我們很少被迫考慮它、諮詢它、質疑它或修正它，遑論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某種智慧標準來衡量我們自己的行為和決定。
 
簡而言之，思考智慧迫使你思考你的生活方式，一如（我認為）閱讀有關智慧的文獻迫使你深思智慧的意思和涵義。你可能會像我一樣，將這種鍛鍊視為一種開明的自我覺察，近乎空想的正念或冥想，必然為我們的行動提供參考。另一關鍵是：將智慧與行動分開，是生活中的一種不當做法。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寫道：「我們尋求美德，不應該只是為了思考它，而是還要從實踐中得益。」
 
很快，每次我面臨挑戰──處理兄弟姊妹間的爭執，面對與親人或朋友的人際摩擦，被要求處理引發巨大阻力的事，甚至是權衡有關憐憫的瑣碎問題，例如是否要給某個窮人一些零錢──我都察覺到自己放慢了腳步，有足夠時間問自己這個問題：現在最有智慧的做法是什麼？我知道，相對於在加爾各答貧民窟工作的德蕾莎修女或在塞爾瑪遊行的馬丁．路德．金恩面對的問題，我的那些事真的微不足道，而且我不會說我持續不斷地如此思考──有良知有智慧的人可能很容易經歷一種思索存在意義而陷入的「屍僵」狀態（rigor mortis），因為連續的深思而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