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令地區之所以會在一八四○年代顯得與眾不同，並非是其本身有所變化，而是出現了新的轉變因素，即那些帶著大量思想到來的外來者。從因應市場而獵殺的捕鯨人、企圖在各州之間劃定邊界的官僚，再到承諾要實現烏托邦理想的年輕布爾什維克（Bolshevik）傳道者，這些外來者來到白令地區，也帶著其遠方的思維習慣到來。他們遠道而來，就如同我一般，深諳溫帶農業的優勢及工業能力，將諸如樹木、煤炭、石油等萬物中的能量，轉換成動能及動力。透過這些轉換關係，十九世紀的學者們，從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到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都寫出了關於時間的新理論，即客觀法則推動人類歷史，從胼手胝足的狩獵採集生活，走向生產過剩的定居農業，再到得以釋出產品、自由及富足的工業社會之理論。這就是文明化的過程，即運用更多靜態物質、更多能量，以達成最終創造具有文化價值事物的目的（telos）。我曾是這些理論的承襲者，並處於一個所有邁向進步過程皆是為了成就人類，以及只有人類能創造歷史的世界。
 
關於人類特有的文明變遷這點，馬克思、卡內基及兩人形形色色的詮釋者，大致上都認同。他們只是在其他方面看法分歧。這些不同看法，也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追逐之後，使白令地區在美蘇意識形態選擇之間產生分歧。楚克奇半島和蘇厄德半島，在對農業的敵意及對工業的挑戰方面，更因為十分相似，而發展出一項在白令人、資本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不同願景下，如何相遇、融合及分裂的試驗。
 
經濟是一系列的物質關係，也是何者為可能、理想及珍貴事物的種種想像。它們是涉及時間如何運作和什麼驅使了改變的觀點。將市場帶入白令地區的外來者，把進步過程想像成一條向上移動的歷史軌跡，並以效率及創新的脈動來提升其成長步伐。利潤，即衡量成長的單位，則以短期時間作為計算，例如：一季、一年或幾年。而蘇聯社會主義者到了白令地區，既覺得自己落後於資本主義，又覺得必須超越資本主義，以提升至一個更加自由富足的世界。他們加速進步的方式便是引進集體生產概念，在計畫中列出未來一年或五年內的曳引機製造數量，或海象獵殺數量，而且每年都要比前一年更多。在同一時期產出得更多，就能顯示出速度，並表示烏托邦社會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