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騎士

物質上的分配不均是因為可以取得的資源超過了人類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早在數萬年前就已經有剩餘的物資了，而當時人們分配它們的方式，也已經存在著不均等。回到冰河時期（Ice Age）的末期，我們就可以看到狩獵採集者已經會在某些時候、用某些方法阻止某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浪費。但是在用生產的方式——農業和放牧——產生食品之後，財富的創造才邁向一個全新的規模。越來越嚴重、而且持續存在的財富分配不均成了全新世（Holocene）的明確特徵。栽種植物和馴養動物讓人們從此可以累積和保存大量的資源。社會也發展出規範，來決定這些資產的權利，還包括可以將它們傳給後代。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得和財富的分配會根據很多不同的經歷決定：健康狀況、婚姻策略和是否成功繁衍、消費和投資的選擇、豐收、蟲害和牛疫都決定了一代接著一代的命運。再加上隨著時間的經過，從長期來說運氣和努力的結果都助長了財富的分配不均。

原則上，制度應該可以消弭日漸浮現的財富分配不均——如果它設計了一些干預制度，重新平衡物質資源和勞動成果的分配（就像是某些前現代的社會所做的）。但是在事實上，社會進化通常都只有反效果。栽培食物資源通常也意味著人類的繁衍。當國家形成一個高度競爭的組織時，同時也會出現明顯的權力和強制力的階級區分，這會阻礙或是助長每一個人對於所得和財富的取得。政治上的不均等加深、擴大了經濟上的不均等。在農業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國家都花了許多人的錢幫助少數人變得富有：支出和捐贈給公共服務所得到的獲益，遠不及貪污、勒索和掠奪所得的獲益。因此，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在擴大的過程中都走向極端的不平等，在最大的限度內將盈餘調撥給小型菁英（因為人均產量不高、成長也有限）。而且每當有比較良性的制度想要加強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新興的西方國家），通常最後都還是繼續支撐這個高度分配不均的狀態。都市化、商業化、金融體制創新、越來越邁向全球規模的貿易以及最後的工業化，都為握有資本的人帶來豐厚的回報。向赤裸裸的權力借力已經漸漸行不通了，而菁英階級致富的傳統來源遭到阻斷、財產權更加確定、再加上國家的承諾，則強化了對於世襲私人財產的保護。就算是經濟結構、社會規範和政治體制都改變了，所得及財富的不均依然嚴重，或是找到了新的成長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