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消費文化與「戰時」統制的消長
 
第1章 戰時體制下台灣的「百貨公司」—全體主義與個人的衝突 李衣雲 著
 
前言
 
消費與節約，可說是完全相反的概念，同樣的，個體差異的表現與集團全體的一致性也是互不相容的兩個概念。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全體主義的強化，導致個人自由被壓縮，台灣於一九二○至三○年代所萌芽出的消費文化，也因此發生了變化，而這種戰爭與消費的糾葛，到了一九四五年所謂的「戰後」，是否就得以從全體主義中解放，回歸到能表現個體差異的自由狀態？至今已有許多研究從經濟、法律、政治的層面去討論台灣在日本戰時體制下、以及一九四五年後的狀況，但在日常生活與社會面向上，卻鮮少言及，更遑論關於個人在文化生活層面上的表現。因此，筆者試圖從在西方被稱為「消費的殿堂」的百貨公司著手，透過消費與節約之間的消長，來探究大眾生活的樣貌。由於被消費的「物」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實用性與符號意義兩個面向，因此探討消費生活的歷史時，符號意義是相當有意義的指標。
 
一、象徵符號的意義與戰前台灣的百貨公司文化
 
隨著十八世紀拱廊商場與世界博覽會的興起，其所使用的陳列與展示手段讓歐洲出現了新的表現「物」的意義的手法。這種新興的展示手法，是將大量的事物從其原本所屬的脈絡中切離出來，重新安置在博覽會的特定空間中，賦與展示者所希望這個事物被認知的「意義」。這樣的近代化手法自十九世紀中葉誕生後，歐美的百貨公司紛紛效法，透過壯麗的殿堂、陳列展演的手法與裝飾等的使用，「物」原本具有的功能與意義，被代換為新的、不同的「意義」，而原本只是大規模的新奇商店也變身成為「消費的殿堂」。從符號學的角度來說，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在擁有財富的同時，也開始追求社會地位的表徵，成為消費文化的推手。所謂的消費，即是相對於為了「需求」而購買，消費往往具有著誇示、遊戲、愉悅等象徵性的意義，後者在本文中總稱為象徵符號的意義。
 
西方近代百貨公司是在追求效率與合理性的近代化目的下誕生的新型零售業，依其特徵大致可歸納如下：一、在一定規模的整棟建築物中，進行陳列販售，且內部空間具有一體感。 二、分門別類，大量販售綜合性商品。三、重視符號意義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