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風氣又與中學不同。以四十人為一班，文組班級的臺灣人只占大約五人，理組班級的臺灣人則有十五人左右。那是因為文組大學畢業後很難找到工作，但理組可以當醫生養家活口，所以絕大部分臺灣人都進了理組。
 
我故意選擇了文組，因為我並沒有在入學前就盤算好將來的出路。理由很簡單，一來我的家庭環境讓我不必煩惱出路的問題，二來我不知為何就是不喜歡醫生這個職業。高校教師裡的高知識分子比中學教師多，正義之士及人道主義者也不少。尤其是教授東洋史的教師，一到任就屢屢在課堂上批評殖民地政治。如此大膽的行徑，可說讓當時的我開了眼界。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內地人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想當然耳，我們臺灣學生都對他景仰崇拜。
 
不久之後，我變得經常往這個年輕歷史教師的家裡跑。當時已爆發蘆溝橋事變，日本將臺灣當作南進基地，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公學校的學童被迫穿和服、改日本姓名。如果不改日本姓名，就無法參加升學考試。因為這項政策，短時間之內出現了大量連日語也說不好的滑稽日本人，可說是奇態百出。
 
「不愧是總督府那些蠢材想出的主意，他們真的以為這樣能做到皇民化嗎？」
 
歷史教師有著濃密的毛髮，說話時眉毛微微抖動。他不僅討厭公務員，也討厭那有如學習院制服的公務員服裝，一回到家中通常會把衣服脫光，只穿著一條兜襠布。
 
「皇民化這種事真的有可能做得到嗎？」我問。
 
「倒也不是做不到，但必須花上相當漫長的時間，而且得澈底改變政策，讓本島人相信當日本人比較好。上次我跟一位經常到大陸經商的本島人聊過，他對我說，日本人的身分在中國大陸比臺灣人方便多了。這讓我深深覺得只要能讓臺灣人覺得當日本人比較吃香，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老師，但你這番話只是空談，你自己知道不可能實現，對吧？」
 
他只能苦笑。
 
類似的話題永遠沒辦法得到結論，最後的結果都是一起上大稻埕的鬧區，喝上一杯五加皮酒，再配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排骨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