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當我在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念研究所、做認知心理學研究時，我們的實驗室團隊成員不時會去喝啤酒配墨西哥玉米片，那是請教指導教授事情的絕佳時機，特別是問一些不會在正式的個別會談上提起的事。其中一次聚會，我鼓起勇氣問他一個卡在我心裡好一陣子的問題：「你覺得認知心理學真的能讓世界變得更好嗎？」
 
我覺得我的問題問得有點莫名其妙；我已將一生投入這個研究領域，現在才問似乎有點晚了。但就算我在世界各地的認知科學會議上報告我的發現，並順利在受推崇的心理學期刊發表，我仍舊難以向我的高中好友解釋我的研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那一天，我煞費苦心讀了一篇論文，作者的首要目的，似乎在展現他們有多聰明伶俐地處理一個現實世界不存在，又百轉千迴的問題，這使我終於鼓起勇氣，在啤酒幫助下發問。
 
我們的指導教授向來以含糊籠統出名。如果我問他：「下一次實驗我該做A還是B？」他若不是回答一個撲朔迷離的「好」，就是反問：「你覺得呢？」但這一次，我問他的是簡單的是非題，所以他選擇簡單的回答：「能。」接著我和我的實驗夥伴坐在那裡沉默了五分鐘，等他進一步闡述，但他卻沒有再開口。
 
在往後的三十多年裡，我試著透過研究那些我希望能在現實世界中應用的疑難雜症，來自己回答那個問題。我從二○○三年起在耶魯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而在該校研究期間，我檢視了幾個可能害我們迷路的偏誤──並發展出可直接應用於日常生活情境的矯正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