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時出現了「官學制度」，以教育國家未來的官僚。隨著十一世紀的另外兩項變革，亦即建立三年一次的科考時間表，以及選定「進士」作為通過考試的唯一功名，自此，科舉考試所呈現的制度形式，遂奠定了它在下一個千年所具備的特徵。
 
歷史學者小愛德華．A．克拉克與何炳棣認為，科舉考試促進了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舉例來說，克拉克發現一一四九年與一二五六年時，超過半數及第的進士，其父祖三代中並未有人擔任過一官半職，但關注地方歷史而非國家名單的學者修正了這項觀點，例如，歷史學者韓明士指出，因為應試名冊僅提供了應試考生直系父祖長輩的資料，並未記載旁系親屬（伯叔姑舅父、伯叔姑舅公、上一代的表親們）所擔任的官職。韓明士藉由檢視福州（江西）的一個地方性樣本，確認了少數家族一直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主要地位，並描繪出一幅流動性較低的宋朝社會風貌。
 
儘管這項爭辯很重要，但克拉克與何炳棣所描繪的全貌仍然相當精準。從唐朝到宋朝，中國的政治遴選機制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相對於唐朝的貴族階層只要出身於氏族大姓就可以獲取官職，宋朝的仕紳階層必須相互競爭才能進入官僚體系。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查菲（John Chaffee）指出應試考生的人數在北宋時期保持相對穩定——十一世紀初有兩萬到三萬名參加州試，一個世紀之後約有二萬九千名，但是他估計到了十三世紀中的南宋時期，至少有四十萬名考生參加應試。
 
科舉考試也為中國社會帶來一種「任人唯賢」的風氣。學者柏文莉研究了宋朝作家撰寫的頌詞，並指出這段時期中社會風氣對世系血統的興趣日減、對科舉考試成功的重視日增。她認為，氏族大姓曾經足以確保年輕男性仕途順遂、年輕女性締結良緣，但是到了宋朝，情況已然大不相同。在宋朝，誠然家族關係仍是重要的社會與政治資產，但古老的血統譜系不再是獲取政治影響力的必要條件，甚至逐漸失去了它們的社會威望，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對其家族命運潛在影響的全新認知——他可以「藉由進士及第來光宗耀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