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以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的方式結束了生命，並且留下了傳誦一時並纏訟久遠的遺書開頭四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會傳誦一時，因為人心震撼，當時的王國維正處於他學術生涯的高峰期，他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應聘到改制後的「清華學校」任教，擔任研究院的導師。才一開張，這個研究院就以導師陣容聞名，有「四大導師」與「五大師」的說法。「四大導師」指的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五大師」則又多加了一位李濟。

而趙元任、李濟因為比較年輕，對其他三位以後學自居，陳寅恪也視王國維為長輩，就連梁啟超也事事推讓王國維，於是「五大師」排座位時，以王為首，其次才由梁、陳、趙、李這樣排下來。而且王國維得到如此敬重，有著再堅實不過的學術成就支撐，可以說當之無愧。

為什麼選擇在人生最風光時刻，投湖自殺？遺書中為何決絕稱「只欠一死」，使得王國維走向死亡的「義無再辱」指的又是什麼呢？這令人困惑的問題，則是使得他的死與他的遺書內容長期纏訟不休的根源。

當然並不是對簿公堂那樣的「纏訟」，而是在文化界、學術界，解釋王國維之死的文章不斷出現，不同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許多文人、學者還因此而掀起或明顯、或潛在的激烈對話論辯。我有限的閱讀所及，就至少讀過梁啟超、陳寅恪、吳宓、周作人、葉嘉瑩、周策縱、勞榦、余英時、李澤厚、王汎森、王德威、陳平原、翟志成、陳鴻祥、劉克敵、桑兵、李建民等各家意見。顯見一來，王國維自殺之舉有著複雜、難以簡化、拒絕被簡化的層層交纏動機；二來，這些動機牽涉的，不是王國維在一九二七年的個人感受，而是他一生走來的思想與學術發展，以及他走到「五十之年」半世紀現代中國的激烈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