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台灣的人們在揮別一個舊時代舊的認知體系時，是以地方社群開始來醞釀新認同以及探索民主生機的。但是，地方社群不應該被簡化為形塑新認同或是發動政治自主性的情感因素。就好像赫茲菲爾德所認為的，地方的宇宙論可以是一個觀念體系（Herzfeld 1988）；也像紀爾茲認為的，地方的知識是體系性的（Geertz 2000）。那麼地方文化當然不應該只是發動認知的柴火，它本身提供了什麼觀念體系給打造新認同探索新政治的人們，這個觀念體系是文化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同樣地，如果她的文化是體系性的，那麼地方文化終究是在地人認識這個世界、甚至這個宇宙的方法。因此，「地方」當然不只是「地方」，只是，地方不忽略掉這個從個人到遠方的認知體系的「在地實踐性」。
 
同樣地，地方也不意味著鄉村，任何持久性的、面對面的人群與人地關係，都足以形塑這樣的文化體系。囿於當代的知識體系，我們好像必須把我們的提問和闡述按照學科分類來進行，政治、社會或是文化的。但是，一旦我們把地方文化視為體系性的，我們必須反過來從地方的體系出發，看到當代的各種分類如何摻雜混溶於在地體系。在地體系當然既是知識的也是實踐的，那麼它們又提供了什麼養分給認同與民主的探索過程？和當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知識體系如何連結？我們如何在兩者之間交相復返串連它們？最後我們必須說，在地的與他方的，是相逢於歷史現場的雙生子，互相印證，互為補充。更由於這個在地體系的實踐性及其提供深沉體會的能量，讓我們對於民主的詢問與理解，完全不遜於某些抽象的哲思。我們辦到了，我們辦到的，不是以在地的材料說明、補充或挑戰西方的理論；而是我們從在地挖掘出一種觀看的方法，一個思考與實踐的架構，一個可能開創出理論的豐厚岩層。西方的知識體系當然也在其中啟發、輔佐和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知識人的天職，永恆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