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他提起自己也曾流浪，如今會在臺北車站幫著無家者們處理大小事。這句話讓採訪者眼睛一亮，我們總需要個引路人，帶領採訪者走入田野。老張哥適時擔任起這個角色，我不時到臺北車站周邊找他，我們總坐在車站周邊四通八達的各路出口外閒扯，從他身邊幅射出的人際網絡中尋覓下一個受訪對象。
 
二○二一年春天，是我頭次跟他出任務。那天早晨老張哥和社工疾步往車站東側走去，預備去探望勇伯，看看他即將啟程前往榮民之家的文件是否備齊，需不需要幫忙代墊車錢。
 
一路上老張哥跟社工簡短說明勇伯的概況：七十幾歲的老人，退伍軍人。有三個子女，在街頭浪跡一陣。勇伯曾經因酒駕被取消公職人員的退休福利，現在子女會按月匯給勇伯一點零用錢過日子。
 
勇伯常喝醉了就倒在車站附近的客運候車室外，他身上有錢買酒，只要謹慎地算計每日花費，也總能撐得半醉半飽，比起許多無家者算過得奢侈，因此身邊常圍繞著一群人，吆喝著讓他請客。
 
社工和老張哥都不清楚勇伯為何沒和子女同住，「他不想講，我也不會多問。」老張哥頓了頓又補上一句：「我跟你說，會來這裡的喔，都是人生遇到某種困難的人。有家不一定歸得。像我自己，就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回家）。」
 
勇伯尚未起身，橫躺在地臉朝牆面，被社工搖醒後，抖著手從擺在後腦勺附近的大布包裡掏出一疊塞在透明資料夾裡的紙片，上頭有他的身分文件與各種資料。社工和老張哥翻了幾頁， 猜想勇伯應該能順利「脫遊」——脫離遊民生活。
 
社工從那疊文件裡抬起眼，問勇伯缺不缺到榮家的路費，勇伯晃了晃腦袋，大約是不用的意思。社工鬆口氣，拍了拍勇伯的肩，叫他少喝兩杯。辦完勇伯的事，社工和老張哥踱到路旁扯幾句閒話。老張哥一邊熟練地從腰包裡抽出菸遞給社工，一邊談起另一個睡在離車站稍遠處的無家者——一天早晨被人發現僵死在報紙和棉被堆成的臥鋪裡。
 
「前一天我還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看起來就很糟的樣子。」老張哥深深地吸了一口菸， 再緩緩吐出一大片白。菸抽得很快，一下只剩半截。「隔天再去看，他就死了。」幾個第一時間發現死者的人報了警，跟著去警局做筆錄，折騰了一整天。
 
社工點點頭，沒多說什麼，生死在街頭並不罕見。而今晨，勇伯的事讓社工心滿意足，死亡也不能打擾這份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