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好吧！那我回去開會了。」
 
下班回到家，進門後，我不免質問他，沒事為什麼在上班時間不停地打電話給我。他笑咪咪地說：「妳那麼忙，我哪有給妳打電話。妳記錯了。」
 
「什麼？還否認？那我以後如果在忙，就不回你的電話。」
 
我得盡快開始準備晚飯，沒空繼續沒有意義的談話，於是假裝生氣地撂下不回電話的威脅，就此作罷。
 
可是自此以後，來自伏波的電話開始越來越多，我從不耐變成擔心，不忍心不回，盡量回撥。而他的回答，從「妳在哪裡？妳在幹麼？」漸漸變成「妳在哪裡？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婆婆在過世前，失智了七、八年，伏波的兄長也已失智了好些年，不再能獨立生活，由我們夫婦千辛萬苦地送進照顧機構。我心底開始憂慮並害怕，伏波的記憶是不是也會有老化以外的問題。
 
電話之所以是讓我焦慮又憂慮的開端，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們夫婦自美返國，開始工作後，在職場上各有執掌；上班時間，各自專心工作，幾乎不通電話。
 
一九八八年公公罹癌後的那兩年，伏波在大學任教並兼任系主任，工作忙碌，雖然兄弟姊妹共四人，有兄長、有弟妹，但他一肩扛起照顧公公的任務。他總是說：「我不介意一個人照顧我的父母。」
 
當時，長伏波一歲的兄長尚在交通大學任教，無論在台北的父母有任何需要，他總是一句「我在新竹」，從不見蹤影。小伏波三歲的妹妹旅居美國，比新竹遠多了，公公罹癌時，只回來探望了一次；婆婆失智後，小姑每年秋季返台探親兩週，其他時間只有跨海詢問病情。在兄長失智後，小姑和他有過爭執，從此對長兄不聞不問。與我同年的小叔是第一批跨海的台商，早在一九九○年前後就遠走上海創業，從我們的家族生活中完全消失。
 
我倆當時還年輕，糊裡糊塗地也就處理了。
 
身為四人中唯一在台北的子女，伏波終日在南港的家、城南的大學與天母的榮總間奔波。那時，自用汽車才剛開始普遍，台北市的捷運系統尚未動工，我除了研究工作、承擔照顧女兒及所有的家務，還需支援公公住院化療的生活需要，如及時準備了衣物或做了公公想吃的菜，從南港跋涉送到天母榮總的病房去。我們的女兒嵐嵐還沒上小學，不能獨自留在家中，好在好鄰居們都樂意伸出援手，讓我奔波時，暫時寄放孩子。